2025年，我们站在时光长河的此岸，回望80年前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刻，那是无数先烈用热血铸就的辉煌。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，有一支特殊的队伍，宛如一颗璀璨星辰，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独特光芒，他们就是孩子剧团。

1937年8月13日，日军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上海，大规模的进攻让这座繁华都市瞬间陷入战火的深渊。学校被战火吞噬，沦为战区，难民如潮水般涌动。许多孩子失去了温暖的家，被迫走进难民收容所。但他们小小的身躯里，跳动着的是不屈的灵魂。没有泪水，没有悲伤，只有满腔的愤恨。他们不甘于命运的摆弄，自发地聚集起来，用自己的方式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。他们稚嫩的歌声，在废墟中响起。他们娇小的身影，穿梭在街头巷尾，用演讲、唱歌、演戏，向人们诉说着抗日的决心。

1937年9月，在临青中学19岁教师、共产党员吴新稼的引领下，孩子剧团正式诞生。这些孩子，最小的仅仅8岁，最大的也不过十几岁。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戏剧训练，没有资金，甚至连一个固定的容身之所都没有。可他们凭借着最纯粹、最炽热的爱国热情，勇敢地踏入了中国剧坛从未涉足的儿童戏剧领域。正如图书《孩子剧团从上海到武汉》序言中所写：“孩子剧团，一群孩子，没有专才，没有钱，什么也没有，然而他们却在尝试着中国剧坛所不敢轻易尝试的，也可以说全世界认为很神秘的儿童戏剧。”

随着上海战局愈发严峻，孩子剧团不得不踏上撤离之路，开启了他们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宣传长征。从上海出发，他们一路风餐露宿，途经江苏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贵州，最终抵达四川。上海到武汉，行船只需3天的路程，他们却艰难地走了50多天，穿行1000多公里。一路上，破庙、戏台、柴火堆成了他们临时的栖息之地，每天的食物，常常只是一小碗冷饭和几根腌萝卜丝。但这些困难从未让他们退缩，每到一处，他们就用歌声和戏剧，为逃难的难民带来希望，唤醒民众沉睡的抗日热情。当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抵达武汉时，党组织派来的同志早已在站台等候。那一刻，孩子们心中积压的委屈、疲惫与感动，化作了眼眶中滚烫的泪水。

在武汉，他们的宣传活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。邓颖超同志受党组织委托，亲自前来看望他们。1938年1月30日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为孩子剧团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。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勉励他们：“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，是抗日斗争的一支小生力军，你们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。”这些话语，如同一束光，照亮了孩子们前行的道路，给予他们无尽的力量。

然而，战争的阴霾并未散去，随着武汉形势的紧张，孩子剧团继续转移，来到了山城重庆。在这里，他们以山城为根据地，在四川省境内及长江、岷江、嘉陵江沿线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。无论是舞台、广场，还是工厂、村头、兵营，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，都成为了他们宣传抗日的“战场”。他们巧妙地运用凤阳花鼓、民歌、金钱板、三句半等民间艺术形式，将抗日的思想传递给每一个人，深受当地人的喜爱和欢迎。在重庆抗建堂，他们演出的五幕活报歌舞剧《法西斯的丧钟响了》、六幕抗战儿童剧《乐园进行曲》、六幕童话剧《秃秃大王》等剧目，引起了空前的轰动，为儿童抗战剧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孩子剧团首次在重庆唱响了《黄河大合唱》，由团员严良堃担任指挥，后来，严良堃成为了著名的指挥家。他们的演出，如同一把把火炬，点燃了民众的抗日斗志，也为抗战文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孩子剧团的抗日宣传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。1937年11月，上海《救亡日报》报道：“在孩子剧团街头宣传现场，我们听了兴奋极了，人民是爱国的，中国是不会亡的！”一位老奶奶在离开宣传现场时也感慨道：“孩子们都这么明白，中国亡不了的！”这些质朴的话语，充分体现了孩子剧团抗日宣传的深远影响。

可是，随着“皖南事变”的发生，局势急转直下。1942年9月，孩子剧团被迫解散。从成立到解散，仅仅5年时间，他们却跋涉了两万多里，足迹遍布7个省市，成为抗战时期少年儿童抗日救亡宣传队伍中跋涉距离最长的一支。

孩子剧团虽然解散了，但他们的精神，却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，熠熠生辉。正如茅盾先生所言，他们是“抗战血泊中产生的一朵奇花”。在中华民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难时刻，他们用文化抗战的独特方式，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如今，孩子剧团的老团员们大多已离我们而去，但他们的精神，依然如同一座座灯塔，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行。

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，让我们静静地聆听，那穿越时空的童声，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。让我们铭记这群在战火中用童声播洒希望的孩子，铭记他们为民族解放所作出的伟大贡献。他们的故事，将永远被传颂；他们的精神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，砥砺前行，永不放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