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魏时期，洛阳作为全国政治、文化中心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这一时期，宫廷乐舞与百戏艺术蓬勃发展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。宫廷音乐机构分工明确，各类乐舞争奇斗艳，从雅乐的庄严肃穆到清商乐的清新灵动，从百戏的惊险刺激到鼓吹乐的雄浑激昂，无不彰显着汉魏时期洛阳的文化底蕴与艺术创造力。让我们一同走进汉魏洛阳，探寻宫廷乐舞与百戏背后的故事，感受那跨越千年的艺术魅力。
汉魏时期，洛阳作为全国政治、文化中心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这一时期，宫廷乐舞与百戏艺术蓬勃发展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。宫廷音乐机构分工明确，各类乐舞争奇斗艳，从雅乐的庄严肃穆到清商乐的清新灵动，从百戏的惊险刺激到鼓吹乐的雄浑激昂，无不彰显着汉魏时期洛阳的文化底蕴与艺术创造力。让我们一同走进汉魏洛阳，探寻宫廷乐舞与百戏背后的故事，感受那跨越千年的艺术魅力。
雅韵清商汇正音
东汉定都洛阳后，建立宫廷音乐机构，分属两个系统。一个是太予乐署，行政长官是太予令，隶属于太常卿。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载：太予乐署“掌伎乐。凡国祭祀，掌请奏乐；及大飨用乐，掌其陈序”，所辖“乐人八佾舞三百八十人”。另一个是黄门鼓吹署，由承华令掌管，隶属于少府。《唐六典》“鼓吹署令”注：东汉“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，百戏师二十七人”。太予乐署、黄门鼓吹署，习惯上总称乐府。
黄门鼓吹署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采集民歌，入乐的民歌及部分文人作品汇入《相和曲》。《相和曲》内歌曲又分“平调”“清调”“瑟调”“楚调”“侧调”及“大曲”等调类。
《相和曲》的特点是“丝竹更相和，执节者歌”，即歌唱者自击一种叫“节”或“节鼓”的打击乐器，与其他伴奏的管弦乐器相互应和，因此其所歌又称相和歌。相和歌主要在宫廷朝会、置酒、游猎等场合演唱。
汉末，曹操平定荆州，获得东汉雅乐郎杜夔，并使其创定雅乐。曹魏建立后，以杜夔为太乐令。散骑侍郎邓静、尹商善雅乐，歌师尹胡能歌宗庙、郊祀之曲，舞师冯肃、服养晓知先代舞乐，柴玉、左延年则因擅新声而受宠，杜夔总领其事。同时，曹魏建立了清商、总章诸乐署，歌舞伎人数量逾千。
曹魏的宫廷乐舞，主要分为雅乐和清商乐。雅乐是周汉旧乐，包括《明君》《圣主》等。清商乐则是在雅乐基础上，不断吸取民间乐舞滋养而创作的新乐，包括《公莫》《巴渝》《盘舞》《鞞舞》《铎舞》《拂舞》《白鸠》等。雅乐和清商乐被视为华夏正声的主流。
西晋时，设太乐、总章、清商、鼓吹四署主管宫廷乐舞，由著名音乐家荀勖总其事。荀勖精通音律，在音乐理论方面造诣深厚，领导歌唱家陈左、击节者宋识、吹笛者列和、弹筝者郝索、弹琵琶者朱生等乐工，从事宫廷乐舞的加工改编工作。西晋平吴后，收纳吴地乐伎五千人，宫廷乐舞团队人数超过万人，创造了历史之最。西晋宫廷乐舞完整继承了曹魏体系，后传至东晋和南朝。
北魏迁都洛阳后，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。
在宫廷乐舞方面，首先，继承中原传统乐舞精华，主要是清商乐。《魏书·乐志》载：“初，高祖(北魏孝文帝)讨淮汉，世宗(北魏宣武帝)定寿春，始收其所传中原旧曲《明君》《圣主》《公莫》《白鸠》之属及江南吴歌、荆楚四声，总谓之清商。”
其次，融入鲜卑等少数民族艺术元素。鲜卑族的传统歌舞、乐器及表演形式被纳入宫廷乐舞体系，形成独特风格。例如，鲜卑族的“鼓舞”“马上乐”等在北魏宫廷中占有重要地位。
此外，吸收西域等外来文化，丰富了北魏乐舞的表现形式。这种多元文化交融，使北魏宫廷乐舞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创新性。
北魏宫廷乐舞为隋唐宫廷乐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，最终融入其体系。唐代著名的“十部乐”中，即包含北魏乐舞的元素。
百戏妙舞动京华
百戏，又名散乐，是杂技、歌舞及民间各种音乐技艺的总称。
百戏在东汉宫廷和达官贵戚之家颇为流行。洛阳平乐观是表演百戏的重要场所，东汉李尤的《平乐观赋》描述了观中表演戏车高橦、驰骋百马、乌获扛鼎、吞刀吐火、凌高履索、飞丸跳剑、鱼龙曼延等杂技的情景。
汉代达官贵戚之家演出百戏的情景，可见于大量汉墓画像石，表演方式灵活多样，或单人或数人；演员或男或女；伴奏乐队或大或小，均无定规。
东汉时期，每年正月初一，天子在京城洛阳德阳殿举行朝会，宴赏百官外臣。德阳殿规模宏大，可容纳万人，是演出百戏的理想场所。朝会必演百戏，在乐曲声中，角力、走索、骑射、魔术、车技等节目纷呈，并展示珍禽异兽，其节目之多、场面之大、技巧之高，实属空前。宫中还常举行其他歌舞活动，如傩戏。傩戏源于驱逐疫鬼的仪式歌舞，可追溯至原始社会集体狩猎舞蹈，经演化后进入宫廷，成为一项有百余人参加的群众歌舞活动。
曹操及其子曹丕、曹植(史称“三曹”)皆好歌舞百戏。曹操多才多艺，爱惜音乐百戏人才。曹丕酷爱歌舞百戏，登基不久即设宴奏乐，大演百戏。曹植歌舞鉴赏力极高，洛阳平乐观是其常去观赏百戏之处，他在《名都篇》中写道：“名都多妖女，京洛出少年。”“斗鸡东郊道，走马长楸间。”“归来宴平乐，美酒斗十千。”“鸣俦啸匹侣，列坐竟长筵。连翩击鞠壤，巧捷惟万端。”生动描绘了其在平乐观游赏观戏的情景。魏明帝曹睿亦重视百戏，效仿平乐观建造总章观以备演出，宫中“习伎歌者，各有数千”。
曹魏时，扶风人马钧巧思绝世，受魏明帝诏令，制作用于百戏表演的木偶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方技传》载：“……设为女乐舞象，至令木人击鼓吹箫；作山岳，使木人跳丸掷剑，缘絙倒立，出入自在；百官行署，舂磨斗鸡，变巧百端。”
西晋石崇的金谷园堪称百戏乐园，其乐舞队由数十人组成，领队为来自西域的胡姬翾风。当时洛阳有许多当垆卖酒的西域美女，高鼻美目、能歌善舞，被称为“胡姬”。金谷园中有众多胡姬，翾风最为出色，刘琨《胡姬年十五》赞其“花将面自许，人共影相怜”，极言其美貌无双。
北魏洛阳，许多寺院内亦杂陈百戏。《洛阳伽蓝记》载，景乐寺(尼寺)大斋之日“召诸音乐，逞伎寺内。奇禽怪兽，舞于殿庭。飞空幻惑，世所未睹，异端奇术，总萃其中。剥驴投井，植枣种槐，须臾之间皆得食。士女观之，目乱精迷”。
鼓震弦幽汉魏风
大约秦末汉初之际，鼓吹乐在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居住区流行。当时主要用鼓、箫(排箫)、笳合奏，后来鼓吹乐传入中原，被汉代宫廷采用。
鼓吹乐中的“箫鼓”，因用排箫与建鼓合奏而得名，常用作仪仗音乐。乐工有时可坐于鼓车中演奏，这种鼓车多有楼，又称楼车，楼上立二乐工击巨大建鼓，楼下车厢内可坐四乐工吹奏排箫，此合奏形式亦可用作军乐。西晋陆机《鼓吹赋》曾生动描述其表演：“音踯躅于唇吻，若将舒而复回。鼓砰砰以轻投，箫嘈嘈而微吟。咏《悲翁》之流思，怨《高台》之难临。顾穹谷以含哀，仰归云而落音。节应气以舒卷，响随风而浮沉。”箫鼓还可伴奏百戏。曹操曾令缪袭根据旧鼓吹曲调，填写反映当时历史事件的歌词，如《战荥阳》《克官渡》等，均为百戏剧目。
琴是我国古老而富民族特色的弹弦乐器。东汉至曹魏时期，随着相和歌的兴起，特别是艺术性较高的相和大曲盛行，琴开始与笛、笙、筝、瑟、琵琶等乐器合奏。
汉魏时期，文人将琴视为“六艺”必修科目之一。他们中大多不仅长于演奏琴，且善作曲，如桓谭、蔡邕、嵇康等。汉末著名女琴家蔡琰(文姬)所作《胡笳十八拍》，转调手法多样，除常见的以清角或以徵为宫外，还用了以羽为宫。其巧妙运用清角造成的调性游移，生动深刻地刻画了蔡琰思念故国家园的满腔怨愤，极具感染力。
琵琶是中国传统弹拨乐器，已有两千多年历史。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琵琶演奏高手，最著名者为阮咸。阮咸为“竹林七贤”之一，精通音律，妙达八音，有“神解”之誉，所作琵琶独奏曲《三峡流泉》传世。他对汉魏琵琶进行了改良，不仅使其声音更洪亮，且提升了乐器性能和音乐表现力。至唐代，汉魏琵琶被正式称为“阮咸”或“阮”。在中国音乐史上，以人名命名乐器，仅此一例。
北魏迁都洛阳后，四弦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由中亚传入洛阳。两者构造大致相同，统称琵琶。在大型乐舞演奏中，为区分二者，将前者称为琵琶，后者称为五弦琵琶。北魏龙门石窟中最早出现琵琶图像，如皇甫公窟窟顶莲花周围有八个衣带飘扬的乐伎飞天，手持琵琶、笙、排箫等乐器，翱翔云间，表明这些乐器在北魏时期已盛行。（郑贞富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