肖江虹：烧酒、文学与故乡

我的小说里的场景和人物，

几乎都和那片土地有关。

只要一想到他们，我就特别来劲。

一

故乡在遥远的西南边陲，一个叫修文的地方，古称龙场，奢香夫人在此设有驿站，唤作“龙场驿”。明正德年间，一个叫王阳明的人被贬谪到此，并完成了著名的“龙场悟道”，曾经的远天远地算是有了一抹人文微光。

我老家叫“六广”，不大的村子蹲在猫跳河岸上，王阳明在这里留下过诗句：“初日曈曈似晓霞，雨痕新霁渡头沙。溪深几曲云藏峡，树老千年雪作花。白鸟去边回驿路，青崖缺处见人家。遍行奇胜才经此，江上无劳羡九华。”这首叫《陆广晓发》的诗歌，我高中时才知道。故乡在童年记忆里，跟诗文关系不大，全家人一年到头念着的是如何填饱肚子，难得的浪漫也跟吃喝拉撒有关，比如喝酒这件事。

我们老肖家有两样东西遗传得特别彻底，一是身高，爷爷一米六八，六个儿子没一个蹿过一米七的；二是酒量，爷爷四兄弟个个是杯中神仙，四房十六个男丁，每次聚会能喝掉一桶酒。这里的“桶”，是乡下挑水的木桶，靠记忆估算，该有三十斤左右。

“杯中乾坤大，壶中日月长”，这是我们家饭房的春联，从我识字到上大学，从未变过。

那阵子乡下生活极其寡淡，几乎没有什么乐子可寻，所有人的精力都在如何把肚皮填饱这件事上。肩上担子再重，也要想方设法找个排遣的渠道。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赶集日就是他们“羽化成仙”的日子。四五个老汉，揣上一两块钱，找个烙臭豆腐的摊位一坐，要上几块臭豆腐，沽来几碗本地苞谷烧，一直把日头喝得西坠，才起身回转。

于是，你会发现散集后伸向每个村落的小路上，总有一些嫌路窄的乡下人。他们仿佛一片片落叶，在落日的余晖里向着家的方向飘荡，步伐踉跄，摇摇欲坠。统一的表情是：眼神迷离，恍兮惚兮，嘴角带着莫名其妙的笑意。这种自得的笑在苦闷的日常是绝对看不到的，仿佛两碗黄汤下肚，就衣食无忧了，就风调雨顺了，就人寿年丰了。还有些扯着嘴自顾自地哈哈大笑，不晓得是不是在酒精的世界里顺利“登基”了。

黄昏退去，夜色降临，乡间重新被孤寂统领。那些在集市“成仙”的乡下人，少数睡在自家床上，大多数睡在田埂上、土坎边，还有的睡在坟地里。鼾声伴着风声，在暗夜里格外嘹亮。没多久，羊肠小道上就能看见闪烁的火把和手电，沿路喊着“爹”，儿孙们小心翼翼，排成一排仔细搜寻。找到了，咕哝几句，或背或抬，吵嚷着朝家的方向去了。

意外也是有的。几乎每年，都有因为喝酒死去的人。多数在冬天，过完瘾，归家的途中耗尽残力，随便找个地方一躺，任凭寒风一丝一丝抽走体内的余温。再加上躺倒的地方格外隐蔽，等家人找到时，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“酒仙”们胆肥，意外吓不倒他们，该喝喝，该醉醉。因为喝酒意外离开的，葬礼大多喜气洋洋。醉死去了，多舒服啊！无病无痛，迷离恍惚间，就轻松完成了一个轮回。

爷爷是个铁匠，个头不高，但敦实，一身腱子肉。每次赶集卖完铁器，都要在臭豆腐摊前狂饮四海碗。好酒量加上好体格，爷爷每次都能坚持到离家一里地的山神庙。神奇之处在于，他总能准确地找到庙宇，还能爬上神龛，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一边，侧身在狭窄的香桌上，稳稳当当睡上一晚。开始家里人担心，几个叔叔会去庙宇里将他抬回家，后来干脆放任了，想着神龛前的香桌也不错，风吹不着雨打不进。

第二天一早，爷爷蓬头垢面走进院子，奶奶就黑着脸问：“昨晚又去当供品了？”

爷爷不答，跑到水缸边“咕噜噜”灌下一瓢清水，抹着嘴朝还在床上的几个叔叔喊：“生火，打铁。”

这么多年来，我在酒场上阅人无数，酒量大的见过不少，能一直喝的也见过很多，但酒量大能一直喝且不会醉的我没见过。我三叔是个例外，曾经我以为他的极限是一斤（注：五十三度的白酒，以下同），后来见他喝了一斤半还能谈笑自若，我又以为他的酒量是两斤，再后来我见他喝了两斤还能一字不落地朗诵《将进酒》，我就开始认为这个世上真的有特异功能的人了。和其他几个粗短黝黑的兄弟不同，三叔精瘦，五官白净，十指修长，上过高中，是村里文化最高的人。别人闲暇时都在打牌喝酒，三叔却在看书。床头摆着的是《当代》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这些文学期刊，印象中还有《大众电影》《中国画报》这种里面有美女的书籍。

三叔平时话语极少，乡间的粗言鄙语让他不屑，一肚子的学问没处排遣。没人的时候就拉着我碎碎念，给我讲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和《逍遥游》，还给我讲过高尔基。我的兴头不在这上面，对抓青蛙、网蜻蜓更来劲儿。没等讲完我就要跑，这时候他总是一把将我抓过去，一脸严肃跟我说：“好好听我讲，不要学他们。”

一个人的孤独是可怕的，三叔时不时也会降低身段，把知识分子的脸壳子抹下来揣起。这种情况大抵发生在酒桌上。开始还斯文恭让，小口小口抿，颇有古人之风。一斤下去，矜持开始退席，知识分子还原成了农民。酒杯置换成了酒碗，满上，端起来朝众人一拱手，粗声粗气喊：“来，搞了！”说完仰头，喉结上下滚动，横着袖子一拉嘴唇，四下扫扫，桌子底下哀鸿遍野。还不算完，三叔纤手一挥，朗声高喊：“都听好，读一个《将进酒》，给你们洗洗耳朵。”

“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……”抑扬顿挫，字正腔圆。

我一直觉得被烧酒打回原形的三叔更可爱。

1988年春天，三叔成了村小学的代课老师，接到聘任通知那晚，他在饭桌上宣布：从此以后，滴酒不沾。几个叔叔嗤之以鼻，我也不相信，在乡村，上溯五百年，喝死的何止千万，你听说过有一个戒酒的吗？

三叔在课堂上的认真让人惊讶，四年级他教我语文，不带课本，不带教案，攥着两根粉笔就开讲，他居然可以背诵课本上的每一个字，包括标点。

1991年三叔结婚，本以为他会破戒，婚礼上大家端着酒敬他，他一直摆手拒绝。有些老人不高兴了：“你娃大婚哩，哪有新郎不喝酒的？”三叔笑着鞠躬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明早还有两节课，怕喝高了在讲台上胡说八道。”

二

我曾经问爷爷，最好喝的是什么酒？沉吟片刻，他说本镇应该是胡家的纯酿苞谷酒。我说更大的地方呢？他想了很久才说：“全中国的话，最好的就是茅台酒了。”我说你喝过吗？他摇着头说没喝过，见过。捋捋胡须，他说：“要让我好好喝一顿，死了都值。”我注意到他的眼神，很是认真。

第一次见到茅台酒那年，我十岁。酒是我一个远房爷爷带来的，他在省城做官，春节回来看看一起穿开裆裤的伙伴。村里不通路，老人扛着大包小包走了三十多里地。在我家院子里，没等着把气息调匀，他就从脚边的袋子里拿出了两个瓶子。白瓷瓶，裹着一层毛边纸。爷爷接过来，眼睛立时睁得斗大，随即一脸惶恐说：“来就来了，还带这样贵重的东西！”然后抱着瓶子翻来覆去打量，还低声念叨：“茅台，茅台啊！”

晚饭饭桌上，爷爷把茅台拿出来，却被他的老伙计按住了：“这个你自己留着，我想喝咱们本地的苞谷烧。”

此后，我再没见过那两瓶茅台酒。

酒应该是让爷爷藏起来了。他实在怕家里的六个酒中饿鬼，逮谁都能一次给喝个底朝天。

那晚我那远房爷爷喝高了，十斤装的塑料壶，酒浆子一直灌到瓶盖，被八个同姓人喝的一滴不剩。远房爷爷先是微醺，继而大醉，最后一碗喝完，人就从凳子上矮下去了。奶奶咒骂着说：“怕是醉死过去了。”爷爷过去翻开眼皮看了看：“死不了，这叫醉入泥了。”三天后的早晨，远房爷爷醒来了，烂泥似的躺在床上动弹不得。爷爷递过去一碗酒，让他喝下，说这叫“酒醉酒解”。

果真，一碗酒下去，没等太阳当顶，他神清气爽地对爷爷说：“我该回去了。”

爷爷不知道，在中国乡村源远流长的饮酒历史中，他会贡献出去两个儿子。

先是大伯，走的那年五十有三。大伯喝酒不是生猛型，讲究细水长流，优雅淡定的喝法和他满脸的络腮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喝酒的理由更是千奇百怪。菜不好，他说菜太孬，喝点酒去去寡淡；菜好了，他说这样好的菜，不搞两杯浪费了。农忙时，他说累得很，喝两杯解解乏；农闲时，他说喝点酒打发打发无聊。最后发现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每天都在喝。五十三岁两个月又八天的那个夜晚，大伯娘给他做了几样小菜，凉拌天星米、炒土豆丝、酸菜烩豆米，还有一碗素瓜汤。他一只脚靠在椅檐上，从太阳落山一直喝到月亮升起，消灭掉了一斤烧苞谷酒。然后他对大伯娘说要去给稻田放水，大伯娘说：“喝了那样多马尿，还是等明早再去吧！”大伯拍了拍胸脯说：“老子喝了几十年了，还会没得轻重？”说完扛上锄头出门去了。

大伯的遗体是在山路尽头下面的稻田里发现的，脑袋竖直插进稻田，全身没有一处伤痕。我想那晚他出得门来，披着银色的月光，哼着乡间的小调，放眼望去，那条灰白的小路又直又长。只是他不知道，月色把道路抻长了，然后一脚踏空，笔直栽下了悬崖。

遗体搬回来，爷爷亲自拿起剃刀给大伯剃须，剃刀在大伯灰白的脸上拉得“沙沙”响，去掉最后一缕毛发，爷爷对身后立着的五个儿子说：“酒是要喝，但要晓得轻重。”

大伯走了不到三年，五叔也脚跟脚地走了。

当晚他和邻村几个酒徒拼酒，自然是完胜，志得意满回到家，才想起光顾着喝酒，忘记了吃饭。自己摸进厨房，打了两个鸡蛋，炒了一碗蛋炒饭，端着蛋炒饭刨了两口，觉得寡淡，随手从床下摸出个酒瓶启开就喝，咕噜噜灌了两大口发现味道不对，把瓶子举到灯下才看真切，那是一瓶敌敌畏。

和大伯一样，五叔去得无声无息，等家人发现，人已经僵直了，桌上还留着大半碗蛋炒饭。后来医生说，敌敌畏剧毒，酒后喝毒性会被放大无数倍。

失去两个儿子的爷爷变得沉默了许多。奶奶说：“这浆子都收了你两个儿子了，你还喝？”爷爷说：“不喝的话，还不如死了的好。”酒照例要喝的，量也没见着减下来。只是每次喝酒之前，爷爷都会朝地上泼洒两小碗，嘴里唠叨着：“给你两个的，都死在这酒上，少喝点。”

1998年秋天，爷爷喝完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酒。

据奶奶说，他喝得其实不多，大半碗，喝完说脑袋有点晕，就自己爬上床了。一个时辰不到，奶奶听见爷爷发出剧烈的“嗬嗬”声。拉开灯，看见爷爷双眼圆睁，手臂四下抓挠。折腾了几下，就陷入了昏迷。

第二天，爷爷从昏迷中转醒过来，已经说不了话。他艰难地看了看围在床边的几个儿子，嘴唇动了动，三叔连忙把耳朵凑过去，爷爷喉咙忽喇喇响，嘴急切地不停开合。半天三叔抬起头对大家说：“我听见了，他说茅台。”

父亲弯下腰问：“是不是想喝口茅台？”

爷爷闭着眼微微点了点头。

父亲又问：“放哪儿了？”

爷爷的嘴又开始抖动，三叔赶忙把耳朵凑过去，最后直起腰无奈地说：“没办法，实在听不清楚。”

父亲说：“那就找，掘地三尺也要把它找出来。”

那个秋天的上午，我们一家三十多口人，在那栋老屋子翻箱倒柜，房前屋后忙活了整整两个时辰，也没找到那两瓶茅台酒。

四叔最后说：“怕是给埋在屋后了，大家抄家伙，挖！”

刚提起锄头准备挖，奶奶在里屋哭着喊：“不用找了，找到他也喝不着了。”

爷爷走了，差半个月八十岁。

头七那天，三叔进了趟城，在爷爷的坟前，他启开一瓶茅台酒。还是白瓶子，瓶口缠着红色的绶带，只是没有了那层薄薄的毛边纸。

倒上一碗，三叔说：“爸，来，喝一碗，茅台。”

又倒上一碗，跪在坟前双手举起说：“一个人喝不来劲，我陪你。”

风从山脊上掠过，酒香四溢。

写下这篇文字的前几天，二叔从老家打来电话，说因为修高速路，老房子被拆掉了。

还神秘兮兮跟我说：“你晓得当年你爷爷把那两瓶酒藏哪里了？”

我问：“藏哪里了？”

二叔说：“屋后的桂花树下，挖掘机一埋头，‘嘭’一声响，一个寨子都是香的。”

我心头一疼。

三

说完酒，再说说写作的事儿。

那时候我才上小学三年级，父亲是个乡村教师，订阅了很多文学期刊，刊物上好多都是文学史无法绕过的名字。捧着书就想，当个作家该是如何荣耀的事情啊！有次小学语文老师问我，你的理想是什么？几乎没有思考，我说我要当个作家。老师立刻就笑了。我不怪他，他差不多六十岁了，问过很多学生这个问题，那些小时候豪言要做科学家、政治家的，最后都做了农民。我的老师笑完后，又问我，为什么要当作家呢？我说当作家有面子。我的老师很真诚地对我说，其实，当个村支书更有面子。

我的童年属于典型的放养。父母总有忙不完的事情，根本没有时间对我们兄妹几个进行有效管理。夜晚归家，从大到小点一遍，只要还活着就阿弥陀佛了。虽然在物质上极度贫乏，但是精神却很自由。就拿读书来说，我都读到五年级了，父亲还不知道我连两位数的加减法都捋不顺溜。

放养有放养的好处，这让我拥有了极大的精神空间，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总是主宰着我。放牛的时候我就想，如果村子里的人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牛，会不会遭到这些原本就是牛的家伙的排挤；看见村子里面最邋遢的那个人，就想他身上的虱子会不会为了抢夺一块肥沃的地盘而进行群殴。

没日没夜地遍地乱跑，让我和那片土地建立起朴素而深厚的感情。如今，一旦空闲下来，我就会回到那里住上一段时间，听老人们絮叨往事，看风掠过村庄，闻烈日下苦蒿的味道。我的小说里的场景和人物，几乎都和那片土地有关。只要一想到他们，我就特别来劲。

后来，父亲调到镇上做了一名中学老师，我也跟着到了镇上。父亲这时想腾出手脚教育我，但是为时已晚。放养时间太长，圈养几乎不可能了。我的初中生涯和课本关系不大，眼睛长年累月都在一个女孩子身上。女孩是我邻居，漂亮得“惨绝人寰”（后来进城开了眼界才知道，这属于误判）。不过很遗憾，由于我姿色平平，整个青春期一直被密集的青春痘笼罩，所以那个女孩几乎就没有正眼瞧过我。我爱的人不爱我，弄得我极度自卑，就开始用大把的时间来阅读。

那阵子我们镇上有个租书的小铺子，里面有金庸全集，我借回来就开始读。按理说，初中二年级的文化水平阅读金庸小说已经绰绰有余了，可悲的是那些书全是盗版，有时候一整段都不知所云。于是先怒火万丈地咒骂了盗版者，接着就开始自己组织文字，尽量让上下文能有效地衔接。等把金庸先生的十五部村级盗版书读完，我的作文水平居然冠绝全班。有一次，老师在给同学读我的作文时很兴奋地表示：“肖江虹的作文有浓郁的古典气息。”

整个初中生涯，我最接近文学的一次经历发生在生机勃勃的初春。在一次全省作文比赛中，我居然获得了一个优秀奖。除了拿到五十块钱的奖金，那篇作文还刊载在了省里面一本很有名气的教育类杂志上。听说有奖金，我开始谋划着无论如何得买条香烟感谢我的辅导老师，等奖金到手，这个计划早就被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一群“狐朋狗友”三下五除二就把奖金消灭得干干净净。吃人嘴软，一帮人抹着嘴对我说：“你将来肯定是个作家。”本来我还心有戚戚，一听这话，立刻乐得屁颠屁颠的。前段时间搬家，我居然在一个旧箱子里翻出了那篇文字，才读了一段，就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。

上高中后，学校有个小型的图书馆。那时我读得最多的是古代典籍，最喜欢《三国演义》，这本书至今都是我的最爱。读了多少遍记不住了，反正很多精彩的段落都能背诵，比如隆中对，比如舌战群儒，比如骂死王朗。我甚至能说出书中每一个人的名字，包括那些一出场就给干掉的可怜虫。阅读让我的语文成绩一骑绝尘，每次考完试，语文老师都拿着我的试卷高兴得不得了。其他科目就惨了，到高三毕业，我连一个简单的化学方程式都配不平，化学老师咬牙切齿地对我说：“我敢肯定，你的脑髓是豆渣捏的。”

严重的偏科，上个好大学是不可能了，最后我去了一所师范院校。我特别沮丧，父亲却高兴得又唱又跳，逢人就说：“后继有人了，后继有人了。”

大学期间我开始写小说，磕磕绊绊写了两年，电脑里有了一个专门堆放文学作品的文件夹。反复斟酌，挑出一个中篇叫《百鸟朝凤》，心想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要给就给大刊物，要给就给名编辑。又听说《当代》有个叫周昌义的，对无名之辈特别关照，找来邮箱地址，咬牙切齿地把小说发了过去，还附了一段外厉内荏的话：“听说你是现在最牛的编辑之一，给你投稿有些心虚，心虚的不是我东西不好，心虚的是怕你不看，能不能发表我不在乎，能得到你的指点我很在乎。”多年后我在北京见到了周昌义老师，说起这件事，我问他是不是这段话让他读了那篇小说，他笑笑说谁的稿子我都会认真看，你这一套早过时了。

曾经一段时间，我对作品的产量有近乎“变态”的追求，上一个刚写完，就开始迫不及待地谋划着下一个。一段时间文学期刊上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慌，生怕别人把自己给忘记了。于是没日没夜地写，写得手脚酸麻、脖子僵硬、两眼发直还不罢休。疯狂制造了一堆残次品，没有一个突出，只有腰椎间盘最突出。

夜晚躺在床上，扪心自问：对文学，你还抱有虔诚和敬畏吗？对生活，对人心，对人性，你认真思考过吗？对自己的文字，你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吗？在这个属于速度的时代，每个身影都保持着一种前倾的姿态。滚滚人流中，我们早就丧失了对经典的追求，对厚重的渴望，对深度的营造。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这才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态度。也许，我用一辈子的时间，最后只能证明一件事，那就是我原来根本就成不了一个优秀的作家。

但我还是想试一试。无他，因为热爱。

作者：肖江虹